1971年，林彪出逃事件发生后几个小时，他的几座住处全部被查封，工作人员因此查获与案件相关资料多达数万件，其中还有大量的文电、讲话记录等等。
据当年参与文件清查的人员回忆，在清查林彪办公室档案时，有三封信让大家感觉不好把握，随后专案办公室将其交给周恩来处理，而总理的处理方式也是极为明智的。
这三封信是由曾经的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、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、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在庐山会议期间写给毛主席和林彪的。
乍一看，三封信件在林彪办公室档案中并没有什么异常之处，但其实，当初这些信件是在林彪这里出现了“卡壳”的情况。
三封信件中，有一封附带呈阅件，从上面的签字不难看出，当时信件经由王良恩呈给总理，再由总理转呈给主席与林彪。
源于此，因为信件最后停留在了林彪这里，才导致主席从不曾看过，可三位司令员写信的主要目的却是要给主席提意见的。
除此之外，虽然林彪住处查获的信件很多，可涉及到庐山会议上老将写给主席和林彪的信件也只有这三封，遭到“卡壳”的背后还是否存在特殊原因，这些都是专案办公室感到需要警惕的地方。
由此，当专案办公室将情况说明并将信件再次呈给总理时，源于自己既是当事人又是案件负责人，总理立即仔细审查了信件内容。
最终，总理将信件退还给专案办公室，还附上了自己的审查建议：“此件是在传阅中被叶群扣压的。退。周恩来。”
虽说总理的意见极为简短，可其中的信息量还是很大的，这其中也有着属于总理的独特智慧。
其一，既然信件开头明确提出是写给主席和林彪的，当时的林彪作为副主席，收到此信也是正常的。
其二，信件是在传阅过程，来到林彪这里才出现的未上送的情况，在此之前，所有传阅流程合情合理合规，经手人员没有失误存在。
其三，总理以直接退回的方式了结此事，也就意味着此事无需继续追查。
就这样，专案办公室以及王良恩按照总理的指示将信件正式进行存档，如果没有后续的意外发生，这也只能算是林彪出逃事件发生后的一件小事，偏偏却在后来成为了江青等人兴风作浪的理由。
说起这件事的后续波折，还要从信件的内容说起。
原来，三位军区司令员的信件内容大体相同，都是在庐山会议之际建议“犯错误的人不宜留在中央工作，应放到基层去锻炼”，偏偏没有明确提出犯错误的人到底是谁。
众所周知，林彪与江青曾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，林彪出逃事件发生后，中央成立专案组，江青、张春桥也是其中成员，如此，江青也就有了正当理由落井下石。
更重要的一点是，前面提到的这三位军区司令员都是开国老将，对江青代表的“政治新秀”嗤之以鼻，当时的江青已经动了夺权之心，无法撼动的军权自然成了她的心头大患。
“这几封信是他们支持林彪的表态信！”
当江青在专案办公室喊出这句话后，她的心里也有了一个大计划，那就是借由此事打压总理、夺取军权、整治中央办公厅，是真正的一石三鸟。
之所以江青有着如此自信，正如前面提到的那样，信件中“犯了错误的人”没有写明是谁。
当许世友、韩先楚、杨得志因此事被召集进京后，中央代表以及文革小组成员针对此事和他们展开谈话。
就在江青一党想要将这盆脏水泼在老将们身上时，许世友将军还是将当初写信时发生的种种回忆得一清二楚，庐山会议期间，主席曾在聊天之际明确告诉他“陈伯达是坏人”，而陈伯达也就是他后来在心中提到的“犯了错误的人”，至于韩先楚、杨得志两位将军的信件，也是当年效仿许世友的意见写成的。
一番波折后，在总理的努力下，三位老将以书面检讨的方式结束了这场风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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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今看来，在信件审理之初，总理指示将其归档的背后似乎还有一层深意，那就是他已经预见江青一旦得知此事必定会兴风作浪，好在，事情的最后港股杠杆，虽说老将们受了些委屈，可江青一党的阴谋也因此没能得逞，这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。